流行语特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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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特点的分析
   内容摘要：流行语虽然是一种词汇现象，但它的特点却值得我们去研究。不同文化，不同类别，不同空间都有着自己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都具有流行性、时代性、高频性、创新性、全民性、附属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流行语折射出亮丽的光彩。
   关键词：流行性  层级性  附属性  创意性
   流行语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观事实，既是一个文化现象，又是一个语言现象，而且常常是一个临时的现象，对语言来说，它的存在并不说明它必然会成为语言的合法成员。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流行语是词汇丰富发展的一条管道，也是某种社会文化和情绪宣泄的通路；从消极一面来说，由于流行语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包括着大量糟粕，它们污染语言，传播低级趣味，散布封建迷信甚至黄毒思想，需要疏导和规范。流行语除了通过社会的过滤，还要求大众传媒不能以民俗民风、地方特色和丰富词汇等借口，对流行语中糟粕的传播和污染语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要审慎把关，严格使用，使流行语得到健康的发展。 流行语与社会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性和文化性是流行语的重要属性，流行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价值，要比一般词汇丰富和高得多。通过对流行语这种属性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某些变化和发展。因此，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流行语的性质、特点和一般属性，以期对流行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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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行语具有流行性
1.流行语的本质特性是“流行”
   因此流行性是流行语的本质属性。“流行”是针对“不流行”而言的，时间性是“流行”的第一个涵义。换句话说，流行语都有一个从流行到不流行的过程。流行语的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纳，进入一般词汇。第一种前途说明流行语是一个历史范畴，昨天的流行语不等于今天的流行语，甚至连今天的一般词汇都不是，换句话说，已不属于现代语言的词汇系统，只具有历史词汇的身份。比如北京话的“盖”，上海话中的“阿飞”等，大连话中的“帅呆”。又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亚洲“四小龙”是尽人皆知的描述亚洲四个经济大发展地区的说法，连中小学生智力竞赛都会问到“四小龙”，但现在，不要说“四人帮”是哪四人不知道，“四小龙”还有谁在说呢？反观今天的“超女”和“PK”如火如荼，而且通过网络手机等一下子会达到全民皆知的地步。再例如，教育界现如今的流行语：“没有问题就没有教学”、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为问倒教师而喝彩”等等。流行语是一种动态现象，产生、消失或被接纳都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可以有长有短，甚至有些新词新语本身就是作为流行语而创造的。处在这种过程两端的流行语，前端与新词新语、后端与一般词语容易混淆，这就给流行语的定性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流行语的其他属性。
2.流行性的第二个涵义——时代性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面貌的晴雨表，流行语最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一般来说，流行语的“流行”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或者说短暂性是流行语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当流行语使用一个时期后，就会消失，如果没有消失，而在这个流行层面达到一定的普遍性时，被替代的流行语或消失，或进入一般词汇。比如，07年的春节晚会小品《策划》中宋丹丹的那句“你太有才了” 也成为07年的流行语，而08年说得频率相对降低。再例如，我们只要看看1976年和2005-2006年的这两份流行词表，把30年前后的流行语言一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6年，由于中国几位领导人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急剧转折，是政局动荡的一年。因此不仅新闻媒体，连老百姓口中的流行语，也往往与政治脱不开关系。1976年的第一天，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张。在这一年初，政治局开会大批“白猫黑猫”，最后是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在那样的岁月里，人们是怎样一天天生活的呢？从一些流行语中也可见一斑。家家户户在“工矿”、“市农”、“外农”中犯愁，因为青年的就业是不由自主的，父母因为想念子女，盼望孩子回来养病和照顾自己生活，纷纷在动脑筋冒风险搞子女的“病退”。其实回到上海，生活又是怎样呢？临近年夜小菜场上买洋山芋要排长队，凭“小菜卡”、“鱼票”、“鸡票”买极少量的“豆制品”等“年货”过年，在电车上被扒手摸掉一张“鱼票”会急得大哭。
　2006年与1976年完全不同，关键词不会再像30年前那么政治化了。1976-2006，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变化最大的30年。伴随着种种新事物、新尝试的出现，市场经济中的流行词语也一波接一波。哪里的社会生活活跃，哪里就有流行语出现。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自由市场开放了，于是就流传出“一张分”、“扒分”、“缺血”、“撬边”、“跑秤”、“斩冲头”这样的新流行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议价”、“黑市”，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话语体系。90年代股市兴起之初，群众广为关注，于是就有一批与股市有关的流行语产生并流行开来，如：“牛市”、“套牢”、“吊篮头”、“接盘”、“割肉”、“跌停板”等。到90年代市场放开以后，“黑市”、“议价”则被“跳蚤市场”、“大卖场”、“广场”、“销品茂”、“跳楼价”、“起板价”等取代，到了20世纪末，又出现了“邮购”、“网购”、“竞拍”等新词语。青年们不再是“对开”，而是“PK”了，30年后的青年变得很文明，会“海选”，平等参与竞争。30年前“资”字头人碰头需要对暗号，30年后，“独资”、“合资”、“资产重组”却成为时髦，“老板老板”随便乱叫。
我们从流行语中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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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行性的第三个涵义——高频性
流行语的使用频率比一般词语要高，是一段时间内群众所喜闻乐用的。比如，十七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所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比如说，2007有许多公众都知道了基金，成为了“基民”；比如说，在一片物价上涨声中，就连卖菜的小商贩都知道了CPI，知道了“跑不过刘翔，也要跑过CPI”的期盼之语。再如“助学贷款”、 “农民合作医疗”、 “法定节假日调整”、 “金猪”“奥运火炬手”等等。再例如教育界的，“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一切为了学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教育体制非改不可”等等。只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具有高频性。高频性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为流行语的“流行”都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修养、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使用流行语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语的使用有很大的选择性，高频只是相对于一般词语的平均使用频率而言的。
4.流行性的第四个涵义——新型性
流行语必然都是新词新语，或者说新词新语是流行语的基础。但不能反推，因为新词新语并不一定都是流行语。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急遽变化，必然会涌现大量表示新情况、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如一些民间流传的“流行语”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反映出社会变迁细微处及不可忽视的“点点滴滴”。比如“正龙拍虎”这个被网友“造”出的新成语。到如今也没有公布“真相”的华南虎事件，可谓2007年国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期间所体现出的社会诚信拷问，公众对于真相的苦苦求索等等，都将记入历史。又如，在《物权法》刚刚蹒跚起步的年代，那记载了公民对于物权的维护之艰难的“史上最牛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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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行语具有层级性
1.普通话流行语具有全民性
　　从流行语的基本属性及其通行范围来说，将它限定为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的性质显然是不恰当的。一般来说，流行语常常发源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但不等于说流行语只属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像“国脚”“前卫”之类的流行语是由书面语转化而来的。当地域或社会方言的流行语使用的范围逐渐扩大，经过书面语的过滤，就可能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比如“大哥大”“买单”等。普通话中的流行语无论发源于书面或地域或社会方言，加起来数量也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流行语的性质，经过书面过滤，能进入普通话就不多。判定一个地域或社会流行语是否进入普通话，有两个标准:一是看书面上是否经常使用，这里所指的“书面”不是指一般的书刊杂志和文章，因为目前各地的出版物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大量使用方言词语。因此我们所说的“书面”是指权威性的报刊杂志和比较严肃的文体；二是看全国主要方言区域在书面和口头上是否使用。普通话的词汇是吸收全国各地方言土语的词语来丰富发展自己的，因此吸收流行语也顺理成章。所以说流行语具有全民性。比如像这些流行语“非典”“伊拉克战争”“三个代表”“短信”“油价上涨”可以说是全民皆知。
2.地域性流行语具有方言性
流行语基本上发源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我们将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并提，并不是说它们是并列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不是普通话的社会方言，而是指处于地域方言层面上的社会方言，于是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就处于包蕴的关系，地域方言是各种社会方言的总和，它们处于不同的层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语是发源于各种地域社会方言。比如有些流行语起源于俚俗语，原先只通行于社会的底层群体，或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如大连话的“发贱”等，上海话的“冲头”“煤球”等；有些来自学生或普通知识群体，如北京话的“跟着感觉走”“平常心”等，如东北话的“I服了U（我服了你）”等；有些来自青少年，如北京话的“小菜儿”“飒”等，上海话的“牙大”“吃转”等；有些来自黑话，如北京话的“趟路子”“雷子”等，上海话的“打野鸡”“老头子”等。随着使用的扩散，这些社会方言词就成为地域方言的流行语。因此可以说地域方言的流行语都来自地域社会方言，但地域社会方言词语却不一定都是流行语，因为大部分社会方言词语只使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比如北京话的“考研”“刷课”等，大连话的“爽”“ 腻歪”等。主要使用于学生群体，“放血”“折”等是使用于流氓群体的黑话；上海话的“门汀”“一粒米”等是商贩的行话，“庙”“堂子”等是流氓集团的黑活。由此可见，当一个词语仅仅是一种社会方言，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时，它们只是一种行语、“切口”或黑话，不具备流行语的性质。只有当这种词语在使用中发生扩散，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使用时，才逐渐发展为流行语。一种社会方言词语是否成为流行语要使用上文提出的流行语流行性的四种涵义来衡量，看看它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流行”的性质。衡量一个词是否“流行”会有一些困难，但处于“两端”的情况区分起来是容易的，只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词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表明了一种过渡或发展的过程，无论如何定性，都可以加以说明。
从流行语的个体来说，无论普通话的流行语还是地域流通行语，不同流行词语的流行范围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同样体现一种层级性。但不管这些流行语的流行范围如何，它们比起同行语来，通行的范围要大得多，使用频率也要高得多。比如北京话的“撮”“T”等主要流行于社会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或所谓的“痞子文学”；上海话的“三妹子”“叉模子”等主要使用于文化层次较低的青年工人、个体商贩等。从流行语的发展来看，通行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每扩大一次，就是过滤一次，从数量来说，也就减少一次，因此越是通行面广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换句话说，层次越高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普通话的流行语主要来源于地域流行语，而地域流行语则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因此，地域社会方言的一些特征，往往成为流行语的一种附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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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行语具有附属性
  
流行语的附属特性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比如原来属于俚语、俗语、同行语、黑话的一些属性。但原来这些分散的属性却在流行语上有集中的体现，成为流行语的一种综合特征。
1.附属于底层
流行语的创造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有的还来源于行话黑话，所以流行语反映的主要是下层文化。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流行语就反映了京沪两地五行八作的人和事：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冒充顾客帮助卖主销售的“托儿”（北京），对什么事都爱打听或插手的“百搭”、一哄而上赴日本打工赚钱的“黄蜂”（上海）。一些流行语反映了两地市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北京人疏懒自大，把“干活、干事情”叫作“玩活儿”、把“从事某项工作或活动”叫作“练”，如“练摊儿”，上海人待人接物非常精明，从“拎得清”“校路子”“轧苗头”等词语中可见一斑。流行语的褒贬色彩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比如北京话带有亲切羡慕色彩的 “星哥星姐”“的哥的姐”，带有鄙夷嘲弄色彩的“柴禾妞儿”“醋溜小生”；上海话对不谙熟人情世故的人和事有许多带有鄙夷色彩的词语，如“冲头”“大路怪子”等。也有不少流行语表现了老百姓的风趣幽默，如“一脸旧社会”“憋镜头”（北京），“快刀手”“学习五十四号文件”（上海）等。
2.附属于隐密
流行语很多来源于行话、切口甚至流氓团伙的黑话，因此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反映了某种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比如“T”“张儿”（北京），“自摸”“开冲”（上海）来自行话；“照”“拔撞”（北京），“调令”“庙”（上海）来自黑话；“现”“碴架”（北京），“叉路”“脱钩”（上海）来自青少年团伙。
3.附属于非通用性
  流行语使用的场合、社群、语体常常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只限于亲朋好友、地位身份相当的人日常交际使用，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高的人，特别是女性和中老年人，在使用流行语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一般只在开玩笑或故意幽默一下时才偶尔使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词语，如“大款”“宰”“侃”等。像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媒体流行语、校园流行语等。地域流行语由于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甲地的流行语在乙地很难被理解和认同。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些京广沪等地拍摄的市民生活题材影视作品，收看的观众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影视作品的播出，在京广沪当地大力传播了本地流行语，但异地之间除了少数词语相互吸收外（如上海话中来源于北京话的“斩”、“上档子”等，北京话来源于广东话的“的（士）”、“大哥大”等），某地的流行语很难在外地生根发芽。例如教育界也有自己的流行语，“请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 “你学懂了什么”、 “你想学哪一段，就先学哪一段” 、“你真棒”， 让学生自读课文、自定学习内容、自选学习方法已是当今阅读课上的“流行曲”。这些流行语有好的一面，也有负面影响。
4.附属于非规范性
  流行语的创造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流行词语常常是不规范的，比如，词语的缩略和语素的结合不遵循一般规律，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如北京话中“现眼”略为“现”、“没有商量的余地”略为“没商量”，上海话“脂粉气”略为“粉”，超出了一般的词语缩略和搭配规范。再如，某些流行语的意义和形式都还不确定，比如北京流行语“歇菜”意为“歇着、停止做某事”，但也有人用“歇菜”表示“死”，如“刚才撞上一辆卡车，差点儿歇菜”。很多流行语在书面上也表现出不定型性，比如表示“关系好”有“瓷”和“磁”，表示“闲聊，吹牛”有“侃”和“砍”，表示“在社会上混的不安分的人”有“玩主儿”和“顽主儿”等形式。
5.附属于能产性
  流行语由于使用频率高，会产生衍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成新词，如北京话由“的”构成“打的”“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上海话
由“分”构成“搬分”、“宕分”、“畚分”、“好分”、“挺分”。二是扩展词义。如北京话的“傍家儿”由“相互依靠的伙伴”引申出“相互依靠陪伴”，又特指“相好儿、情人”，上海话的“含金量”扩展出“质地”、“人的富裕程度”、“人的学识”、“黄色淫秽品的色情程度”等。
一般来说，上述流行语的附属特征是互相包容的，有时还存在因果关系，这正好说明这些附属特征的综合性，流行语的附属特征不仅是揭示流行语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判断流行语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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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行语具有创意性、新奇性
流行语之所以流行必有它的创新性和新奇性所在。例如校园流行语，
　 校园流行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标新立异，追新求奇，富有创造性。校园流行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并创造新词新语；二是大胆改造旧词，通过“旧瓶装新酒”对已有的词语、句篇进行再创造。　青年学生喜欢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这种心态使他们往往捷足先登，率先使用并“积极”创造新词。如“I服了U（我服了你）”、“考试又挂了（指考试不及格）”、“你的衣服很青春”、“这次考得超差”、“知本家（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人）”等。同时，这种心态使很多学生有着强烈的创造欲与表现欲，都想创造属于自己群体的语言。因此，当他们与同学朋友谈心聊天时，总会蹦出许多奇思妙语，如“后起之秀（起床较晚的同学）”、“大洗（喜）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流行语不但具有流行性，它还存在于不同的层级，附属于不同的层面，而且大多比较有创意。我的论述可能还比较浅，不够全面，流行语的特点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