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张老师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程新峰，姜全保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隔代照料；年龄认同；代际支持；中介效应；健康
一、研究背景
老年人在家庭中未成年孙子女的照料和养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1-2］老年人照料孙子女不仅可以为子女减轻家庭负担，使子女能有更多时间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而且可以为大家庭带来更多收益。［3］从世界范围来看，隔代照料是老年人普遍参与的家庭活动。在美国，每四个5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由祖父母照料。［4］在欧洲，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祖父母为孙子女提供照料服务。［5］隔代照料在中国也是老年人较为普遍的日常活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年轻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未成年子女的照料往往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担；在中国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进入职场，其未成年子女的照料也留给了他们的老年父母。
年龄认同是指个体对年龄和衰老过程的内在体验，可以通过主观年龄、感觉年龄以及主观老化年龄等进行测量，［6］根据测量结果可以分为积极年龄认同和消极年龄认同。积极年龄认同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体现。［7］研究发现积极年龄认同会促进个体的精神健康，增强认知功能，增加生活满意度，提升主观幸福感，提高个体老年期生活质量，［8-9］消极年龄认同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认知功能、幸福感，而且会增加人际冲突、引起社会隔离，孤独，导致抑郁、焦虑甚至死亡。［10-11］
老年人的年龄认同受到自身的社会角色、参与的社会活动以及家庭成员在内的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影响。［12］祖父母（外祖父母）是老年期一项重要的社会角色，照料孙子女是老年人的一项重要社会参与活动。以往研究主要探讨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理论主要基于角色压力理论和角色扩张理论。［13-15］角色压力理论认为个人会经历多重角色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个体的多重角色相互冲突的时候会引发压力。［16］当老年祖父母承担着父母、祖父母和隔代照料者的角色以及作为配偶、朋友等多重角色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对健康有消极影响。［3］与之相反，角色扩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从多重角色中获得社会融合和满足感，多重角色与高的社会支持水平相联系可以抵御角色紧张的风险。［16］隔代照料会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情感上得到回报，比如缓解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角色，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这会对老年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会促进照料孙子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13］［17-18］
虽然以往的研究探讨了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但是年龄认同作为影响个体生活质量和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背景下的相关研究也极其缺乏。中国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联系紧密的代际关系，隔代照料可能会对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产生不同的影响。［19］基于中国现实的背景和对以往理论检验的目的，本文将运用中国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研究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来自子女的代际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年龄认同
身份认同是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代表着个体对自己是谁的认识，承载着个体在周围社会环境中的变化。［7］年龄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是个体受其各种社会经历影响而产生的自我年龄感知。［20］个体的年龄认同不仅受到个体的性别、阶层、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与年龄相关的社会角色、社会认同、生命历程时间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21］
以往的研究中，年龄认同、年龄感知、老化感知、主观老化态度以及老化意识的使用经常是交叉的，［22］但其表达的都是老年人自身对衰老的看法和态度。［23］本文使用年龄认同这一概念来探讨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年龄认同通常可以从主观年龄（感觉年龄）、感知老化年龄、自我感知的预期寿命等方面来测量。［6］［24］主观年龄通常也叫感觉年龄，是个体考虑了生理年龄、角色参与、健康和身体限制等因素以及个体对社会年龄规范的认知后对年龄的主观评价，［24］主观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人感觉更年轻，老化态度更积极，主观年龄大于实际年龄的人自我感觉更老，［25］老化态度更消极；感知老化年龄是个体对衰老的感知或态度，描述个体对老化的体验以及对变老的期望等，［11］［26］通常通过询问个体认为“一个人多少岁算老”来测量；自我感知预期寿命反映的是个体对自我衰老死亡年龄的认知度，通常询问个体认为自己能活到多少岁。纵观关于年龄认同的这些测量维度，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度量个体对衰老的感知，即反映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本文通过感知自我老化年龄与生理年龄之差来为老年人个体年龄认同评分，得分越高则老年人年龄认同越积极。
以往研究发现年龄认同会对个体的健康与幸福以及老年期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积极的年龄认同有利于增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认知功能、功能健康，延缓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的下降。自我感觉年轻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这是成功年龄化的表现。［27］有研究发现自我感觉更年轻的老年人比自我感觉更老的人寿命多7.5年。［28］相反，消极的年龄认同对积极老龄化会产生负面影响，年龄认同消极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差，认知能力水平更低，容易焦虑和抑郁。［7］因此，探究影响老年人年龄认同背后的潜在因素非常重要。
（二）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
年龄认同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文化因素、社会角色、生活事件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老年人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照料孙子女的祖父母会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身体健康状况更好；［29］照料孙子女会增强老年生活目标感，提升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17］照料孙子女会使老年人感觉更年轻，［24］对孙子女照料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30］从消极方面来说，照料孙子女会增加老年人的时间压力，［14］形成精神压力，也容易引起老年人与成年子女或孙子女之间的矛盾或冲突，［31-32］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的健康和社会功能会产生负面影响，［13］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更容易遭遇社会隔离。［33］
目前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年龄认同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Kaufman等认为祖父母角色对年龄认同有显著影响，那些在较年轻时成为祖父母的人比那些在正常平均年龄时加入这一角色的人感到更老，而那些喜欢做祖父母的人感觉更年轻，他们认为老年开始得更晚并希望活得更久。［6］但是此项研究没有关注祖父母是否为孙子女提供照料。Bordone等使用美国HRS数据，关注了年龄在50-85岁的美国老年人，发现相比于没有孙子女的老人，有孙子女的老人自我感觉更老。但是参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无论是老年男性还是老年女性）的主观年龄更低，感觉年龄更年轻，他们的自感年龄比实际年龄分别小2.6岁和1.9岁。［24］然而作者没有探讨产生这一结果的内在机理，也没有考虑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孙鹃娟等基于中国数据发现照顾孙子女对自我老化态度有积极影响，对一般老化态度没有显著影响，［34］但是也没有探讨其背后的潜在原因。
（三）代际支持的作用
社会支持包括提供有形援助、情感支持和认同，代际社会支持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内容。根据社会团体理论的观点，社会支持可以使隔代照料者受益。［35］虽然老年人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社会支持，但是中国的多数老年人主要从成年子女那里得到支持，即代际社会支持。［36-37］代际社会支持是指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互相支持，对老年期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来自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
研究表明代际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保护效应，［38］照顾孙辈的老年人对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更满意，更有可能获得子女的代际社会支持，如资产、关爱、情感支持等。［39-40］有些研究考察了代际支持与中国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代际互动有利于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升老年期的生活意义。［41］来自亲戚朋友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能帮助老年人减少照料孙子女的压力，而且能提升主观幸福感。［35］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同时将隔代照料、代际支持以及年龄认同纳入同一框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
本文认为以往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来自中国背景的关于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二是仅有的研究也没有考虑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社会支持对照料孙子女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三是没有深入探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内在作用机制；四是较少关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eing Society Survey，简称为CLASS）项目。这是一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县级区域作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作为次级抽样单位，以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11 511个。依据本文的研究主题，删除没有未成年孙子女的老年人样本并且排除关键变量缺失值的老年个案后，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容量为4 721。按照本研究的需要，本文在全样本的基础上还分出了四个子样本，分别是农村样本（容量为1 847）、城市样本（容量为2 874）、男性样本（容量为2 639）、女性样本（容量为2 082）。
（二）研究设计
1.因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关注的因变量为年龄认同，变量操作化为感知自我老化年龄与生理年龄之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您认为您多少岁算老？”。当被调查者的感知老化年龄大于实际年龄时，即年龄认同得分获得正值，否则为负值；当两者相等时，年龄认同取值为0。本文的年龄认同变量为连续变量，最大值为44，最小值为-43。
2.解释变量及其测量
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的自变量为隔代照料、子女代际社会支持（包括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代际情感支持）。问卷中询问了老年人对五个子女的未成年子女的照料情况:“过去12个月，您照看这些（外）孙子女所花的时间是多久？”（1=每天从早到晚；2=每天有段时间；3=每周至少一次；4=每月几次；5=大约每月一次；6很少或者没有），本变量操作为虚拟变量，将很少或者没有设为否（不照料）=0，其他设为是（照料）=1。代际社会支持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测量:过去12个月，某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价值共值多少钱？（1=没有给过；2=1-199元；3=200-499元；4=500-999元；5=1 000-1 999元；6=2 000-3 999元；7=4 000-6 999元；8=7 000-11 999元；9=1 2000元及以上）；过去12个月，某个子女多久能帮您做一次家务？（1=几乎每天；2=每周至少一次；3=每月至少一次；4=一年几次；5=几乎没有）；您是否觉得这个子女对您不够关心？（1=从未；2=偶尔；3=有时候；4=经常；出于研究需要，此变量的赋值进行了顺序调整，表1有说明），本文分别操作化为来自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以及代际情感支持。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老年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属性、个人收入、是否在工作。关于婚姻状况，问卷中的选项为已婚有配偶、丧偶、离婚以及未婚（本文操作为虚拟变量，0=丧偶、离婚以及未婚，1=已婚有配偶）。问卷中受教育程度选项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本文操作为虚拟变量，0=小学及以下，1=初中及以上）。户籍属性分为城镇、农村（本文操作为虚拟变量，0=农村，1=城市）。
健康状况变量: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衡量，分别是自评健康、是否有慢性病、工具性活动能力。自评健康是指老年人对自己健康的主观评价，问卷中题目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比较不健康；5=很不健康（本文操作为三类，将“很健康”和“比较健康”合并为“健康”，将“比较不健康”和“很不健康”合并为“不健康”。0=不健康，1=一般，2=健康）。是否患有慢性病:1=有；2=无（本文操作为虚拟变量，0=无，1=有）。工具性活动能力分别从购物、做饭、打电话、吃药、管理钱财、乘坐交通工具以及做家务等方面衡量（0=不需要别人帮助；1=需要一些帮助；2=完全做不了），本文将个体每个选项的得分相加后即为IADL的值（最高值为20，最低值为7）。表1是本文相关变量的设置、定义与测量。
表1 变量的设置、定义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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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在全样本中使用OLS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验证了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70岁以下老年人隔代照料对年龄认同影响的差异性。其次，分别使用分城乡样本、分性别样本验证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最后，本文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来自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以及代际情感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全样本、分城乡样本、分性别样本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整体年龄认同为正值（1.80），表示老年人整体有较为积极的年龄认同；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较为明显，城市老年人的年龄认同（2.61）约为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0.53）的5倍，女性老年人的年龄认同（1.88）大于男性老年人（1.73）。统计发现城市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比例更高，城市老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59.85%）约为农村老年人（22.52%）的2倍以上；女性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1个百分点。
表2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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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回归结果
表3为全样本OLS回归结果。模型1中纳入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健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正相关，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比不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年龄认同高0.674；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年龄认同低0.592；相比于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受教育水平高（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年龄认同更高；收入越高年龄认同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年龄认同越高。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代际支持变量，模型的解释力增强，但是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变量与年龄认同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提示了代际支持的中介作用的存在。
表4为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分城乡样本多元回归结果。在农村样本中，模型1结果显示隔代照料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后，隔代照料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仍然不显著，代际情感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具有正向相关性；在城市样本中，模型1运行结果显示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正相关，相比于未照料孙子女的城市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的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高0.909。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后，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的年龄认同相关性不显著，但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都与年龄认同正相关。
表3 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全样本回归结果（N=4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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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表4 老年人年龄认同分城乡样本多元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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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为老年人年龄认同分性别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在男性样本中，模型1运行结果显示隔代照料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的相关性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后，隔代照料与老年男性的相关性仍然不显著，代际经济支持、代际情感支持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具有正向相关性；在女性样本中，模型1运行结果显示隔代照料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正相关，相比于没有照料孙子女的女性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老年女性年龄认同高0.887。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后，隔代照料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但代际工具支持与年龄认同正相关。
表5 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分性别样本多元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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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验证了70岁以下老年人与70岁及以上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统计结果显示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说，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对于70岁以下的老年人来说，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正相关。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分年龄组回归结果没有展示。
（三）中介效应结果
本文进一步利用全样本研究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表6为全样本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从表6可以看出，模型中加入子女代际支持三个维度的中介变量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直接效应不显著（-0.146，1.031）；三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0.116，0.363），作用大小为0.231；在三个中介路径中代际经济支持（0.006，0.076）及代际工具支持（0.097，0.336）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大小分别为0.029、0.204，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0.030，0.017）。
表6 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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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没有把中介变量放入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发现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年龄认同的影响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β=0.674，P=0.05）。当把代际支持变量同时放入中介效应模型中，隔代照料-代际经济支持（β=0.129，P=0.013），代际经济支持-年龄认同（β=0.223，P=0.007）在P=0.0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隔代照料-代际工具支持（β=0.536，P=0.000），代际工具支持-年龄认同（β=0.380，P=0.001）在P=0.0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隔代照料的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来自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和代际工具支持，从而使老年人年龄认同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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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隔代照料、子女代际支持对年龄认同关系中介效应路线图
注：*P ＜0.1，**P ＜0.05，***P ＜0.0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子女代际支持的两个维度（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中发生了完全中介效应，即隔代照料通过两条路径对老年人年龄认同产生作用。第一条路径:隔代照料-代际经济支持-年龄认同，即隔代照料使得老年人得到其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更多，进而使得老年人年龄认同更加积极；第二条路径:隔代照料-代际工具支持-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使得老年人得到子女的代际工具支持更多，进而使得老年人年龄认同更加积极；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并通过Bootstrap法进行了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积极的年龄认同相关；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正相关；隔代照料与老年女性的年龄认同正相关；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
隔代照料是老年人对子女家庭提供的一项重要家庭照料服务，是老年人在老年期承担的重要社会角色和参与的重要社会活动，更是增强原生家庭与子女家庭代际联系的重要纽带。在中国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公共照料资源缺乏的现实背景下，隔代照料不仅节约了公共资源，缓解了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而且挖掘了老年人力资源，提升了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的整体效益，也有力促进了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本文研究结果提供了相关主题研究的中国证据，大大拓展了以往相关研究的深度。
本文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的年龄认同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相比于没有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年龄认同更积极。这一结果表明照料孙子女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隔代照料是老年人时间和金钱对子女以及孙子女的代际转移，是一种未来有回报的投资，也更是一种利他行为，利他行为的意义感、目标感、成就感和归属感使老年人更容易从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更加幸福，减少了抑郁的可能。本文的研究发现也验证了Bordone等人的研究结论，隔代照料使老年人年龄认同（主观年龄）更加积极。［24］
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以往的社会角色丧失较多，照料孙子女成为老年期社会角色缺损后的重要角色补偿。按照社会情感选择理论的观点，老年人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分享给亲人，增加与亲友的互动。照料孙子女，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老年人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必然对老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隔代照料者的社会角色不仅增强了祖父母的人生使命感和存在感，而且有助于维持家庭成员对他们的持续认同和增强他们的幸福感。［35］照料孙子女不仅让老年人感觉到老有所为，养成更积极的生活方式，［13］而且通过隔代照料获得了与孙辈互动的机会，增加了老年人生活的希望与生活的目标。［6］同时，在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还主要依靠家庭支持的情境下，照料孙子女是重要的代际交换内容，为老年人积累更多的养老资源。
本文发现隔代照料对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有积极作用，但对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作用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也正是城乡老年人老年期生活水平和生活境遇的差异性。在中国农村，一方面大多数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在照料孙子女的同时，还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农业劳动，或者承担着照料配偶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老人生活相对贫困，有些老年人虽然照料孙子女，但却难以得到子女的认可和获得更多的来自子女的支持。因此，农村老年人照顾孙子女可能更多的是压力和负担。而在中国城市地区，老年人退休后虽然收入有所下降，但是都有着基本的经济保障，而且子女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无论父母是帮助自己照料孩子，还是帮助其兄弟姐妹照料孩子，成年子女都会理解父母的不易，对父母的支持力度可能更大。照料孙子女虽然占用了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的空余时间，但享受天伦之乐也使他们缓解了退休后的寂寞和孤独。因此，照料孙子女对城市地区的老年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乐趣。
本文发现了隔代照料对女性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积极作用，但对男性老年人年龄认同的作用不显著。隔代照料对于老年女性来说是更为普遍的家庭活动，这源于女性的性别优势。一方面，由于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分工的不同，女性照料者角色往往使老年母亲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得到子女更多的支持和帮助。［39］老年女性更可能与子女进行代际交换，有利于增强老年女性的幸福感，提升生活质量。因此，相比于男性老年人而言，照料孙子女使女性老年人年龄认同更积极。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来讲，由于长期以来的性别劣势，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更低，健康状况更差，寿命更长，主观上对子女家庭的依赖度更高，由于未来的养老照料更多地依靠子女，女性更希望通过自己对孙子女的投资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回报，而男性在老年期更多地依靠配偶照料，老年男性投资子女的预期远远低于女性。
本文发现了不同年龄组之间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年龄认同影响的差异性。隔代照料对低龄老人（70岁以下）的年龄认同影响显著，对高龄老年人（70岁及以上）的年龄认同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与Kaufma（2003）等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大多数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时期子女本应步入中老年，孙子女也应该成年，如果老年人在这个年龄还要照料未成年孙子女，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更多的不是享受，而是负担和压力，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老年人衰老加速，健康状况更差，体力不支，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
本文发现子女代际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中介效应显著，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往研究发现了非正式社会支持会调节日常照料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是缓冲照顾者压力与幸福感关系的重要资源。［39-41］本文从新的视角也印证了代际支持的这一积极作用。隔代照料是老年父母对子女的一种资金、精力的付出，很多老年人为了照料自己的孙子女，减少了与同龄人的休闲活动或选择提前退休。他们确信对家庭的奉献将被家人铭记和回报，在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家人会挺身而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从代际交换的角度来看，老年父母照料孙子女非常辛苦，其成年子女理所当然提供支持作为一种资源的交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照料孙子女增加了成年子女以及配偶与老年人互动与交流的机会，但是两代人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也可能会产生慢性矛盾，这反而影响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支持，这一点恰好佐证了以往研究发现的老年隔代照料者由于照料孙子女与子女之间发生矛盾引起的照顾压力。［31-32］
隔代照料与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重要社会交换，对于大多数中国老年人来说，这种社会交换意义重大。一方面，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健全的现实背景下，隔代照料增加了老年人与家庭的互动，获得了子女更多的代际支持，对于推动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婴幼儿社会照料体系尚不完善，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照料未成年子女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社会照料体系不完善，养育成本增加的现实背景下，来自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得弥足珍贵，对子女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照料孙子女是一件双赢的社会参与活动，不仅使成年子女从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家庭财富的增加做出了贡献，而且也让老年人感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本文也具有相应的局限性。首先，本文使用了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只是验证了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性，而没有验证因果关系，是年龄认同更加积极的老年人更可能去照顾孙子女，还是照顾孙子女的老年人有更加积极的年龄认同，这一内生性问题还没解决。其次，由于数据所限，本文没有控制孙子女的年龄。由于不同年龄的孙子女的照料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3］比如婴幼儿的照料负担可能更重，对老年人的精力与体力都是巨大的考验，而年龄较大的孙子女可能更多的面临的是教育问题，显然这些差异性会对老年人提出不同的照料要求。加之老年人自身的健康状况、认知水平、文化程度本身就具有较大差异性，这些都可能对老年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再次，个性特征也是影响老年人年龄认同的重要因素，但是本文无法获取老年人个性特征的相关数据。最后，老年人从事隔代照料是自愿的选择，还是无奈地接受，这可能会对老年人产生有差异的影响，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年龄认同。由于相关数据缺乏，本文模型中也无法控制。
本文研究结果有以下重要启示:第一，隔代照料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重要作用。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社会支持在育幼方面严重不足，导致女性工作-家庭矛盾突出，生育意愿较低。社会和家庭应鼓励老年人帮助照顾孙子女，这样不仅缓解了子女家庭的照料压力，提高了大家庭受益，更重要的是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于积极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成年子女应给予其更多的代际支持，以缓解照料带来的精神和心理的多重压力，提升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幸福感，促进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第二，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推出的延迟退休的政策虽然表面上有利于社会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但是没有考虑老年人在家庭中照料孙子女的重要作用，可能会损害家庭发展的利益，延长退休的收益可能会被婴幼儿照料对家庭造成的负担所抵消。那么，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后，子女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照料问题应该成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障政策推出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总之，无论从社会政策层面，还是从家庭发展层面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缓解婴幼儿照料负担，促进老年友好、生育友好、代际友好型社会氛围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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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Grandparents’Age Identity: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HENG Xinfeng，JIANG Quanb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Shaanxi，710049，China）
Abstract:Age identity is about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ageing，an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ealthy ageing of older people.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identity of the elderly and whether they have to perform grandparental care，there is little focus on the effect of their adult children’s social support.Based on data from 2014 China Longitudinal Ageing Social Survey，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grandparental care on ag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older people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Meanwhile，it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economic sup⁃port，instrument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of their adult children）by the Bootstrap method.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grandparents who care for grandchildren have a more positive age identity than those who do not.Compared with grandparents living in rural areas，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among urban grandparents.The age identity of female grandparents is more likely to be positively affected by grandchildren care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For slightly younger ones（less than 70 years old），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ge identities.We also fin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nd instrument support have full mediation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al care and age identity.This paper show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age identity of grandparents.The families of older peopl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ge identi⁃ty of older caregivers，which could affect their health.At the same time，their adult children should give more support to them.
Key Words:Caring for Grandchildren，Age Identity，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Mediation Effects，Health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3.006
【文章编号】1004-129X（2019）03-0063-14
【收稿日期】2018-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丧偶老人的社会适应与健康问题研究（18BRK012）；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丧偶、生活方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18JK0370）
【作者简介】
程新峰（1978-），男，陕西渭南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姜全保（1976-），男，山东菏泽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